图书出版质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从2012年开展 “出版物质量规范年”质量检测开始，围绕图书出版物连续开展了各项出版物质量监督检测和专项检查，各地也都制订了各类出版物质量检查的规定和方案。2018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近几年，国家教材委、中央巡视组、国家审计部门等也从不同工作方向对图书出版机构、图书质量工作加大了检查和监督力度。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于图书出版质量的监管力度不断加深加大。
中宣部在2022年4月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通知，对于出版行业如何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安排。当前，各家出版机构也在积极进行各类融合出版实践。融合出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新趋势。
出版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递知识、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启迪大众、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可以说，图书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新形势下图书出版质量工作面临的挑战
从近些年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开展的“质量管理”专项工作检查重点可以看到，相应的检查不仅落脚在图书出版物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上，还落脚到以三级审稿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等为主的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上。2021年“质量管理2021”专项工作关于处罚措施的说明首次提到：对出版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0.9至1之间的出版单位，由省级出版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国家新闻出版署进行约谈提醒。2022年“质量管理2022”专项工作还提及了对出版阅评制度的检查。这些质量监管的要求和变化都对出版单位的质量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版单位不仅要高度重视出版物的内容、编校质量等，还要十分注重质量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融合出版实践给图书出版质量工作带来新的课题。有的出版机构片面追求新形式，在图书产品中增加了很多二维码以及网络链接等数字增值产品，却对相关内容疏于检查和管理，导致一些低级质量事故的出现；有的出版机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数字化图书产品的上线速度，对于一些文字性差错、标点符号差错等容忍度较高，导致这些产品质量堪忧。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利益驱动使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出版机构对这些数字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到位。所以这也给当前图书出版的质量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提出了新挑战。
一段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发展模式都是数量型、粗放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出版规模。随着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图书书号进行总量管控、对线上书号申领系统进行升级、对质量检查力度不断加大等举措的落实，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行也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倒逼出版机构要自我革命，摒弃原有的粗放式、规模型的发展模式，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
做好图书出版质量工作的相应对策
第一，筑牢制度防线，为图书质量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其一是落实图书出版管理制度。选题论证制度、三审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等出版相关制度，与出版工作各个流程都是相对应的，对于保证出版各个环节的质量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将这些制度切切实实、不打折扣地落实在图书出版工作中。
其二是建立规范的数字化图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由于数字化图书产品是近些年出现的新图书产品，往往因为其呈现的形式、形态较为新颖、多样，也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因素，所以很多出版机构并没有及时制订相应的质量监管制度或者忽视相关产品的质量管理，导致各类质量问题频发。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化图书产品质量管理，结合数字化图书产品呈现形式和特点以及出现的质量问题类型，及时制订规范、适用的质量管理制度。
其三是完善图书产品阅评制度，使其融入图书出版质量制度体系中，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品质，而且也可以助力图书出版由量到质的转变。
第二， 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能力过硬的编辑人才队伍。在具体工作中，要通过建设学习型组织来培养编辑人才。一是重视新编辑培养，结合编辑成长规律，可以通过“一对一导师制”“传帮带”等方式培养新编辑，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本领和素质。二是加强编辑培训和业务交流，编辑是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出版机构要通过开展质量工作经验交流会、培训会等活动，不断增强编辑对质量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升编辑处理实际图书质量问题的能力和本领。三是做好图书质量规范文档、工具和手册等学习、参考材料的编撰，让编辑在实际工作中有据可查、有据可依、有据可用。
第三，转变发展理念，走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图书编辑来说，一是要树立质量意识，守底线、知敬畏，把质量工作的要求具体落实到图书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切实把好图书质量关，打造质量过硬的图书产品。二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图书编辑要志存高远，取法乎上。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一是要把对质量工作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二是要转变发展模式，彻底摒弃以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规模的发展模式，主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积极做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用高质量发展理念和模式带动图书出版工作迈向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