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时代，介入现实，探索人性，是现实主义文学不变的追求。从文学发展实际来看，现实主义美学并非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无限敞开的、具有审美延伸度的创作理论。批判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基于零度写作立场的“新写实主义”，以拉美文学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这些流行于各时各地的文学思潮都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马克思现实主义美学相比，差异却很显著。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精神视域和审美角度的多元追求，充分表明“现实主义”概念的弹性空间已受到中外作家的重视。

八十多年前，胡风著名理论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针对当时文学中出现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问题，提醒作家不能只是热衷于“一般性原则”，执着于“直观的反映论”，而更应该重视人的意识、情感或精神层面的活动。如今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主体性问题，或者说如何接通两个“主体”的问题。无疑，胡风研读马列著作之后对“现实主义”的本质及其弹性的理解更加深透，为改良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生态提供了可能。

从概念的提出时间来看，袁可嘉在《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介绍西方文学思潮时引入“心理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概念，已是在新时期。而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线索来看，胡风在四十年代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以及“奴役创伤说”，与袁可嘉引入的理论概念不乏同构性。路翎是胡风理论最忠实的实践者。路翎小说在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被阐释为“心理体验现实主义”。其实，东西的创作路数与路翎的“心理体验现实主义”创作之间存在诸多共通之处，是对胡风理论的一次遥远的呼应。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来看，把东西划归到现实主义作家行列，应该不会引起异议。这部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书写，对社会人心的洞察。更重要的是，东西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出现了新的变化，并把新的小说理念贯穿在《回响》的叙事探索中，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形态。

新生代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三十多年过去，毕飞宇、邱华栋、东西、韩东、李洱等作家进入新世纪后依然坚持写作，并且成就斐然。东西无疑是新生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独树一帜的美学追求，丰富了当代文学景观，某种意义上不乏示范意义。

新生代作家亲历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小说的变革，他们对当代小说艺术演变脉络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代作家与先锋作家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但由于新生代作家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起步阶段的创作依然显出“先锋”余韵，但从文本中不难发现“影响的焦虑”，而且他们的“反叛”与“断裂”竟然也如此决绝，成为90年代末文坛的焦点。之所以要回顾新生代的出场，是因为东西就是一面镜子，他的小说创作史非常典型地标示出新生代作家成长的精神轨迹，为我们理解“先锋”概念提供了一条通道。

在写作方式、写作速度乃至写作心态上，当下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变。从传统认知来说，文学是时代人心的变奏，是思想探索的高地。鲁迅的写作便是最好的注脚。而如今，写作提速后，文学走下神坛，写作日益民间化。写作者对文学缺少起码的敬畏感，严重影响了当下写作生态。写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往往指向外部和表层，逐渐脱离人本化的追求，尤其是对内心秘密的探寻。

无论是写作速度还是写作心态，东西都与文学潮流和写作时尚保持距离，彰显出新生代作家追求独立、张扬个性的精神特质。就审美气质而言，新生代作家在“历史”与“现实”中游走，在时代情绪中突奔。创作进入正轨后，这一代作家很快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走出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怪圈。东西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新生代作家走出模仿而实现自我独立的标志性成果，不乏文学史标本价值。东西小说具有开放性特征。讨论东西及其写作，可以打开一个多向度的审美通道，把先锋文学、身体写作、网络文学作为切口，来探讨新世纪乃至新时代文学的深层变革及其意义，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诸多具有反思价值和纠偏意义的话题。

回望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回归现实，回到故事，无异于是一种在被迫撤退中寻求突围的举措。这种转变是否成功，这里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生代作家已经看清了先锋作家的窘迫之态，同时对中国社会转型后的商业主义流弊抱以批判眼光。这自然使他们在不抛弃“形式”探索的前提下，乐于接受贴近时代的现实主义理论。东西中短篇小说《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不要问我》《救命》《双份老赵》《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等，直击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痛点，非常及时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变革中的现实问题。

然而，解读东西的现实主义写作，还得回到胡风的理论及路翎的小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从文学史来看，路翎把鲁迅的“灵魂的现实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路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战争环境下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严酷逼视，写出了个体心灵的“汹涌的波澜”和“来根去向”（胡风语）。如此强调路翎的意义，是因为这里要谈的问题，与路翎小说有很高的关联度。东西写《回响》恐怕也少不了与路翎相似的审美体验，只不过写作题材和时代语境上的差异，让我们很难意识到把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并置观察，并探讨现实主义深化命题的重要意义，自然也难以觉察东西现实主义写作的独特价值。

心理现实主义的优越性，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体现在审美视点由外部再现转向内部逼视，且依托于灵魂叙事。鲁迅小说之所以深刻，关键在于它在关切社会历史的同时不忘对人物灵魂进行考察与探讨。这一方面，《祝福》尤为典型。其次是对思维结构和精神特征的探究。《阿Q正传》对国民性乃至民族性格的透视和观察是全新的，从思维结构和精神特征进行考察和分析，给出外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能不令人折服。东西同样如此。《回响》的命题指向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外部社会现实在每个人的内心的“回响”。不难发现，东西在写作之初，就为这部小说定下了明确的审美路线，也就是从“内”向“外”扩张与延伸，最终指向人类生存困境的美学逻辑。这种逻辑与鲁迅小说在创作思维上可谓异曲同工。这是现实主义走向深化的重要前提。

在逼视内心的叙事框架内，职业评论家最关心的，恐怕还是小说创作中如何处理两个“主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创作主体如何去处理“自我”与“人物”的关系问题。从创作主体来看，东西说：“我一直是弱者心态，犹疑徘徊如影随形。”这种“弱者心态”所折射的，并非写作的无能，而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对小说伦理的洞悉。写作推进的艰难，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也是对读者的尊重，是对文学的敬畏。这种心态导向写作者的自我审视。“由于过多的自我怀疑，我身体里形成了写作的自我预警，每天超过一千字便停下来重读，找错误缺点，补细节。”这种态度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的专业精神。

具体来讲，创作中出现犹疑徘徊的原因，“要么是人物把握不够准确”，“要么是情节推进不对”。这是因为创作主体对自己的人物不够熟悉，缺乏更深层次的对话。胡风谈到创作规律时指出，现实主义文学能否真实反映时代，要看作家是否善于培育自我关于表现对象的感受力，能否与对象同呼吸共命运，以推进和实现感受“世界”的深度。路翎在1941年2月2日致胡风的信中说：“我自己和蒋纯祖一同痛苦，一同兴奋，一同嫌恶自己和爱着自己。我太熟知它了。它假若真的，完全变成了我自己，这对我底创作就成了一个妨碍。”路翎对自己的人物是熟知的，但同时又陷入另一种困境，那就是“人物”与“自我”的完全重合。某种意义上两个“主体”的完全重合意味着写作者探索欲望的消解。这无形中导致写作霸权的形成，以致偏离真实的维度。

如何让人物脱离作家预设的生命轨道，变成“未完成”状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这恐怕是小说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当两个“主体”遇合并出现同一化，路翎开始自我怀疑，试图找寻突围的可能：“我怎样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克服自己呢？我怎样解脱自己呢？我狂喜，我哭泣，写着……但是我苦于没有能力表现，有几章我撕了又重写，但是仍然失望。”这无疑是典型的关于“弱者心态”的描述。对路翎来说，这种犹疑不定的创作心态已经常态化了，它如影随形。创作因此成为对“未知”的探索，无数个问号逼迫他自我反省和自我追问。在完成系列中篇后，他在致胡风的信中坦言，心中有“那么多的‘？’，他们天天向我叫喊，要求解答；自然，我在解答，但稍一不慎，就滑开去，弄得天地昏忙，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了”。路翎的写作是对生活的发问，同时也是对自我的探寻，是在一种矛盾交织中实现精神的突进。

东西创作也时常面临这样的窘境。20年前，《后悔录》的开头写了五万字，但后来又被自己推翻，另起炉灶。《回响》的写作中，东西更是尝试着写了五个不同的开头。对开头写法的挑剔，往往可以被解释为作家是在寻找一种叙述感觉，一种叙事基调。可以想象，写作者心中，必然充满了激烈冲突，在无数的肯定与否定中循环往返。其次，如果回溯东西新世纪初的创作便可发现，在《回响》之前，东西就创作了同样题材甚至同样情节模式的中篇小说《猜到尽头》。当然，我们可以把前者视作后者的放大版，而在写作学的意义上，又何尝不可以把《回响》的创作看成是《猜到尽头》的“重写”呢？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犹疑徘徊的写作方式呢？不自信的“弱者心态”如果是一种必要，对写作者的意义又何在？回答上述问题，恐怕还是要从写作者面对的实际问题入手。《回响》的写作难度在于人物心理的推理，具体而言是冉咚咚对案犯和丈夫情感轨迹的跟踪与心理逻辑的分析。这样的故事能怎样摆脱猎奇剧和感情戏的俗套审美呢？又能如何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呢？东西的策略是展开一种双向叙事。女主人公关于案件的推理与其对丈夫的猜疑，在小说情节发展中交织并进，将读者引向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思考。

胡风在1941年8月9日致路翎的信中提出心理描写与客观环境描写的关系问题，认为路翎的中篇小说《谷》有“深刻的心理描写”，但败笔是“心理纠葛没有穿过活的社会纠葛”。而要借助人物内心冲突来呈现外在“社会纠葛”，就“应该在更浓的社会感的形象里去把握心理发展”。胡风肯定了《谷》修改版以人物心理反映社会现实的审美路径，同时又批判其以冗长的对话去抽象地描述心理，“削弱了社会性的形象”，很难让读者感受到“社会感的迫力”，实际上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此而言，东西是清醒的。他对人物情感密码的破解绝非只关乎个体的命运，而是关联着整个外部社会现实。他从人物心理出发，从人的主体性去强化“社会性的形象”。女主人公对丈夫的猜疑以致后来走向自我审问，这种心理裂变的过程无疑是社会现实的投射。东西在“现实”与“心理”之间寻找平衡点，而非偏废于一个方面，由此避免了现实主义写作中要么“主观公式主义”，要么“客观主义”的偏颇。

一般来说，心理现实主义创作的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心理”与“现实”两大关系范畴，如何以“心理”辐射“现实”，又如何在实际操作中把握“心理”与“现实”的平衡点。对此，东西提供的方案是情感互渗交织、故事双向并进的结构处理模式。具体来讲，就是把案件进行生活化处理，同时又把生活进行案件化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双子结构应该是《回响》叙事的最大亮点，但绝非我们通常所谓的“主线”“副线”双线结构，也绝非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是长篇小说文体潜能的一次激活，以多元艺术的贯通彰显了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破案部分的叙述既可看作是对世道人心的洞穿，又能以推理、悬疑来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冉咚咚对丈夫不免偏执甚至病态的猜疑，展现了当代婚姻的脆弱性及其所潜伏的内在危机。案件里的男主角徐山川与情人夏冰清，与妻子沈小迎的感情现状，以及案件侦探冉咚咚与手下邵天伟之间的情感线，投射的是家庭婚姻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条线无疑强化或催生了冉咚咚对丈夫慕达夫爱情忠诚度的怀疑，这种思维逻辑上的对接，足以让作为侦探的冉咚咚对丈夫与贝贞的暧昧关系产生非常态的想象。如此，东西完成了把“形式”内容化的任务，实现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