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将迎来首批新生。近日，该校举办“数字出版与文化传播”专业建设研讨会，来自数字出版领域的1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共同为这个新生的专业建设献计献策、分享真知。

这也是一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大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培养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什么样的数字出版人才？怎样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专家学者的研讨，也在回答人才培养的这3个根本问题。

为什么要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对这个问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执行院长陈丹用一句话进行了回答：“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是时代所需。”

的确，多位专家提到，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和推动数字出版发展、传统出版转型的政策文件，对之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2014年中央提出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以来，出版行业融合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来落实中央的有关要求。2018年出版工作转隶中宣部以来，主管部门对推进出版融合发展更加重视，设立了多个出版融合发展的重点工程。今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文件形式对出版融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出版融合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成为新时代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是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在这个战略选择过程当中，政产学研各个方面都会有相应的责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出版融合发展，要关注技术对于出版的重塑已经贯穿整个流程；二是要在融合发展中壮大出版事业、出版产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学习阅读的需求，坚守出版的本色；三是要围绕内容创新这个核心来推动融合发展，坚持内容生产为核心。

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也是行业所需，发展迅猛的数字出版行业展现了对数字出版人才的渴求。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张文红表示，该校的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有24所普通高校和10所职业教育院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而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调研，与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整体而言，数字出版专业总体数量较少，人才培养远远不能满足数字出版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张文红说。

培养什么样的数字出版人才

今天，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数字出版人才？

《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单列了一条进行阐述，其中提出多条对融合发展人才的具体要求，例如“着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造就更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表现出色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等等。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也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印刷学院是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的先行者。该校早在2008年就在本科招生中设立了传播学专业数字出版方向，后调整为数字出版专业，2020年该校数字出版专业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陈丹介绍，北京印刷学院在培养数字出版人才时坚持三点：以赓续民族文化血脉为使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方向，以构筑社会精神家园为目标。

中国传媒大学则是数字出版专业的新进者。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曾经是该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第一任负责人，她对这个专业的建设进行了溯源：“2000年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增设了电子音像编辑出版方向，随着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运用发展，2022年我们决定增设数字出版专业。”

这一新增专业设在中国传媒大学的王牌学院电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瑜明表示，中传的数字出版专业立足学校视听传播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的优势，与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新闻与传播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形成专业优势互补和教育资源共享。依托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融合出版与文化传播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实验室等实验平台，中传希望培养“明德励志、勇于创新”的数字出版策划、运营及融合传播领域的全面型、融合型、开拓型人才。

业界代表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一个合格的数字出版编辑不光要对内容精益求精，还要参与到数字出版的各个环节。”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郑旺全以30多年出版从业经历为积淀，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表示，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要求编辑能够担当6个角色：“守门员”、研究员、编写者、编辑者、培训师、产品经理。

如何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国传媒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建设建言献策，这同时也是一场关于整个数字出版专业和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建议专业培养要求里体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将中国出版史和红色出版史设立为必修课程。”针对中国传媒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培养方案，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提出这样的建议。

郝振省谈道，提出这两个建议是为了避免数字出版专业培养目标的过度技术化，另外当前数字出版行业存在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文化底蕴不够，两门课程的开始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之所以要开始中国出版史课程，是因为“中国出版史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水乳交融、难以分割，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历史上的出版就谈不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要开设红色出版史课程，是“源自中国共产党和编辑出版工作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的关系”。

此外，郝振省还谈道，数字出版专业的思政课也需要加强，“培养我们的学生对党的出版事业、数字出版事业的忠诚是必要的。”

全国科技名词委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田胜立指出，广播电视学是中国传媒大学公认的优势专业，该校的数字出版专业应将培养目标与这个优势专业关联。他认为，未来融合叙事将成为主流，为传播者的方案设计带来新的要求。

郑旺全则建议，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他表示，人教社希望联合中国传媒大学等重点高校，共同创新融合出版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培养工作与高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相结合，与国家出版融合发展的新要求、新项目、新制度相结合，以跨单位协作、项目孵化、实务训练、实习基地、课题研究、经验分享等多种方式，带动融合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激发融合出版工作活力，共同打造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用的典范。